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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以來，科學主義思潮限制了經濟學研究的深入和發展，導致了經濟學的“貧困”，文章從思想層面提出了救贖之道——從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哲學，吸取營養，擺脫技術主義的限制，以重新啟蒙的姿態，獨立思考、自由研究，才能深化、拓寬研究領域，進行理論創新。

經濟學的貧困與救贖

中國國際工程咨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馬傳景

在經濟學界，但凡有一點科學精神和起碼的真誠，都會認同經濟學貧困的判斷。但這還不夠。問題在于如何拯救它。 

近來讀書的一個重要心得是，要實現經濟學的振興，需要從科學思想史和哲學史、經濟社會發展史等更廣闊的背景出發，尋找經濟學衰落的原因，并以謙卑的態度從哲學等學科吸取營養，使貧血的經濟學重新變得元氣飽滿。

01哲學選擇了與技術主義抗爭，經濟學則選擇了投降

以科學化、數量化研究自詡的新古典經濟學逐步占據主流地位，與社會科學界科學主義潮流暗合。這種科學主義思潮的盛行，與二十世紀以來科學技術對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日益支配、統治有關。

面對現代技術已經擺脫人類的控制而成為一種統治人類的自在力量，哲學家分成了兩派。一派堅定地認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無論是外部世界的事情，還是我們精神世界的事情，都可以用科學的方式加以說明和處理——這一派哲學家選擇了與科學同行；另一派選擇了與科學對抗。他們認為，世上人與事充滿著幽暗與神秘。而這是人與事的本相，也是生命和生活依然引人入勝的意義所在。如果哲學不能領悟和守護生命中神秘幽暗的東西，那就是哲學的墮落與失職。所以，二十世紀以來，有一大批哲學家包括尼采、海德格爾等，都認為觀念世界是可以直接把握的，而且可以用非知識、非科學的方式把握，因而力圖擺脫形式科學和實證科學的思想方式，都在努力開辟和保護科學之外的思想方式和文化的可能性。具體表現是，二十世紀以來存在主義、現象學、實用主義、分析哲學、科學哲學等新哲學流派不斷產生，挑戰傳統哲學，為哲學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

英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以“深入研究了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并深入分析了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相互依賴”獲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如果說哲學選擇了與科學技術抗爭，經濟學則基本上選擇了投降。從“邊際革命”開始，近代以來在人文科學領域盛行的普遍數理化的知識理想，在經濟學領域完全占了上風。哈耶克曾指出：“對社會現象進行自覺控制的理想，在經濟領域里影響最大。”（《科學的反革命》）他認為，自然科學的巨大成功使另一些領域的學者大為著迷，為了證明自身與自然科學有同等的地位，“這些學科日益急切地想表明自己的方法與他們那個成績輝煌的表親相同”（同上）。新古典經濟學就是這樣做的。它放棄了古典經濟學關于分工與交易、技術進步的研究，就是放棄了經濟發展和變化問題，也放棄了企業家的決策和作用的研究。因為對這些因素的分析難以量化，最終，研究對象只剩下了對均衡的研究，使經濟問題變得可以用數學來處理，使得經濟學終于可以成為科學。 

我們看到，受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認為社會經濟問題也可以并應該通過科學和實驗來處理，都可以數量化。而且愈到后來，經濟學界的代表人物愈以自己的研究具有自然科學的精確性為最高境界。熊彼特在為十個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作傳時，把帕累托視為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認為他的一般均衡理論是堪比物理學的偉大成果。正是由于科學主義主導了經濟學界，成就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主流地位。

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以“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等經濟學理論著稱

經濟學的唯科學主義或者說“工程師思維”取得了統治地位，嚴重阻礙了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物與物的關系，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與物、人與人的關系。哈耶克認為，模仿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社會科學研究，一百二十年來對我們理解社會現象貢獻甚微。不僅如此，進一步的分析還表明，這種唯科學主義還會把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研究引入歧途。

一方面，唯科學主義導致社會現象研究中存在一種普遍現象，即努力不去考慮單純的“質”的現象，而是按照自然科學的模式，只關注那些量的、可計算的方面。把量化手段簡單移植到社會科學領域，很容易導致從現象中選出一些恰好能夠計算但最不相關的因素進行研究，而放棄對事物發展起關鍵作用的因素的研究。對這種做法，柯恩在《理性與自然》一書中提出了嚴厲批評，說這是“不知道計算什么就匆忙計算”，“在這個方面，最近的一些計算與柏拉圖的如下斷言屬于同樣類型：正義的統治者比非正義的統治者幸福七百二十九倍”。克魯格曼的看法與柯恩異曲同工，他尖銳地指出，長期以來“經濟學是沿著數學阻力最小的方向前進”。

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本·克魯格曼（Paul Robin Krugman），以“對經濟活動的貿易模式和區域的分析”獲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另一方面，經濟學研究中對科學力量的迷信，還可以成為經濟上的計劃經濟和政治上的獨裁統治的思想基礎與理論根據。由于單個人不可能掌握關于社會某個方面或關于社會運動的全部知識，一種有利于社會發展和人們利益的制度或秩序往往是自發形成的，而不是來自有意識的事先設計。亞當?斯密曾經這樣表述，人在社會中“不斷促進著不屬于他們意圖的目標”，這正是需要社會科學研究的課題。盲目夸大科學的力量必然從邏輯上得出這樣的結論：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進步可以使一個人或機構掌握全部必要的信息和知識，因而可以設計一種最有利于人類福利的秩序和制度，可以主導資源配置，支配社會經濟活動。前幾年國內一位著名企業家曾在演講時公開表示，由于大數據技術的革命性進步，現在完全可以對資源配置和經濟活動實行統一安排，這樣做將比市場機制自發調節更有效。

還要指出的是，這種科學主義走向極端，反映了一種超級理性主義，一種讓一個超級頭腦控制一切的要求，同時也就為徹底的非理性主義奠定了基礎。

02 經濟學需要沖破自我束縛

經濟學要有大的作為，必須拓寬研究領域，打破新古典經濟學劃定的狹窄領域，改變“螺螄殼里做道場”的狀況。為此，經濟學家要弄清楚經濟學到底能做什么，即經濟學包括哪些研究領域。要解決這個問題，須從人類思想這個更廣闊的視角加以觀察。 

人類思想可粗略地分為確定性思想和不確定性思想。所謂確定性思想，就是這些思想毋庸置疑，科學和宗教都具有這樣的品格。在科學與宗教之間，存在大量的中間地帶，既確定也不確定，這是哲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領域。不僅人類思想存在不確定的領域，即使自然科學不同學科之間也存在著確定性程度的不同。如果我們把科學視為用一束光去照亮物體，能夠以數學的精確度和準確度描述一種事物時，科學之光就集中到了一個焦點上，事物變得最清晰。隨著從數學到物理學、化學、生物學而到心理學，焦點變成了一個或大或小的圓圈，事物的輪廓越來越不鮮明，不確定性越來越大，科學之中包含誤差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在任何時候，人類的計算能力和觀察手段都是有局限性的，我們的認識都可能出現誤差，或者只能得到近似的認識。科學家不僅沒有因為我們認識能力的局限性放棄對世界的探索，而且還發展出了關于誤差和近似性的科學，如極限理論、誤差學和概率論等。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經濟行為的學科。人類的經濟行為更具有不確定性。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固然具有簡潔性之長，卻難以涵蓋所有人類的經濟行為，具有確定性、精確性的數理公式和數學模型，難以描繪全部人類經濟行為。

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著有《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等名作，是經濟學領域最具影響的人物之一

國內經濟學者陳彩虹研究了經濟學思想是什么，對人們思考經濟學能做什么很有啟發意義。他把二百多年來統治我們的“經濟學思想”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經濟學知識，指的是可以得到無數生活經驗和事實支持，可以得到反復驗證的經濟結論，如商品的供求關系決定價格。第二類是經濟學理論，指的是有一定生活經驗事實支持，結論的原因和結果之間也能建立一定的關聯關系，但并不是有足夠多的經驗事實支持，需要特殊的前提條件才能成立，比如“貨幣供應量大，商品的價格就會上漲”，“資源缺乏將制約經濟增長”等。第三類是經濟學假說，是指經驗事實至今仍不充分支持，但這種學說卻有一定的認識價值，比如“經濟危機將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消亡”，便屬于這個類別。顯然，至今我們掌握的經濟學思想，最接近自然科學的經濟學知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屬于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假說，是對人類經濟行為的不確定性認識。對經濟世界，我們仍然所知甚少。 

這就啟發我們，人類經濟行為極具豐富性、復雜性、廣泛性，我們研究經濟問題的技術手段有限，我們觀察經濟問題的能力具有局限性，以達成經濟學知識為目的的新古典經濟學只能是經濟學的一個部分，而且不是經濟學的主干。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以外，以達成經濟學理論、經濟學假說為目標，還有廣闊的研究領域。除了可以運用數理手段研究經濟問題，更多的經濟問題還需要運用歷史、邏輯、實踐、實驗的方法來解釋和解決。

03 經濟學要以謙卑的態度向哲學學習

經濟學是從哲學的母體脫胎而出的。令人費解的是，隨著經濟學羽翼逐漸豐滿，割斷經濟學與哲學的聯系成了經濟學界的一種時髦。二十世紀中葉以后，經濟學基本上實現了與哲學的徹底切割。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熊彼特曾經放言：“談到經濟學，我認為哲學的外衣是可以脫掉的”，“哲學對于經濟學沒有任何意義，卻能把科學觀念的潮流弄得無影無蹤”。我以為，今天經濟學的救贖之路，很重要的就是要從其他社會科學特別是從哲學吸取營養。這里主要結合中國經濟學界的現狀進行討論。

卡爾·雷蒙德·波普爾爵士（Sir Karl Raimund Popper），以“可證偽性（Falsifiability）”等理論著稱，是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

經濟學家要有點科學哲學素養，起碼不去研究偽命題、假問題。二十世紀興起的科學哲學，主要涉及自然科學研究問題，也對社會科學研究進行了討論，對經濟學研究應該有重要啟發。比如波普爾提出的科學研究命題要可以證偽，庫恩提出的科學范式要經得起歷史和常識的檢驗等，不僅是自然科學研究應當遵循的原則，經濟學研究也不能違反這些基本原則。比如，二〇〇四年世界銀行在一篇研究報告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題，國內經濟學界如獲至寶，馬上跟風，一時間國內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學者如過江之鯽，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鋪天蓋地。其實，正如華生等學者指出的，經濟發展理論和歷史目前還不支持這個論斷，“中等收入陷阱”是不是一個真命題，是大可以討論的。

大衛·休謨（David Hume）對因果、歸納等問題都有深入的探討

經濟學家要建立起事物之間復雜關系的認識，特別要深刻理解因果關系的真諦。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在《人性論》一書中提出了關于科學認識的一個重要問題：事物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既有必然聯系，也有偶然聯系。說到因果關系，原因和結果之間并不是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在時間上先后繼起或同時存在的事物之間，未必存在因果關系。作為經濟學家和哲學家的哈耶克曾經舉過一個例子，生動地說明在事物之間胡亂建立因果關系并據此做出決策極其可怕——在體育比賽中，一個缺了一條胳臂的運動員取得了好成績，于是當局下達命令，所有運動員都要砍掉一條胳臂。一些經濟學家在研究問題時明顯犯了上述錯誤，因而得出了荒謬而有害的結論。比如，國內一些經濟學家從經濟增長的需要出發，痛惜“人口紅利”的喪失，大聲疾呼放開生育。這里不討論放開生育的對錯，只是要指出，這種觀點實際上犯了機械認識因果關系的邏輯錯誤。改革開放前，中國也不缺人，經濟發展一直很緩慢。好的經濟學家都會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前三十幾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顯著改進，而不是人口的多少。促進中國經濟繼續發展，關鍵舉措是堅定不移地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而不是增加人口。

經濟學家要學習現代哲學的謙卑，改變經濟學包打天下、無所不能的傲慢，這對經濟學的進步十分重要。西方哲學有一種科學樂觀主義，認為人生是可以通過知識方式來論證和解釋的，這是把人的存在放大了的看法，使得人失去了敬畏感和謙恭。現代哲學特別是海德格爾學術生涯后期，則把人的存在縮小了，認為在世界的四個基本元素中，人不過是其中一個；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應該是服從者、響應者、被占有者。這就把人放在一個比較謙卑的位置上了，要人們用虛懷的心態對待事物，對待比人更強大的東西。這種思想當然為哲學發展開辟了新的發展空間和路徑。長期以來，經濟學就缺少哲學的這種謙卑和敬畏之心。由于某些經濟學理論和政策被政府采用，在政府的加持下，經濟學在社會科學領域似乎可以君臨天下，紛紛向家庭、婚姻、政治、心理、國際關系等非經濟領域進軍，是為經濟學的“帝國主義”。雖然對這些領域研究的價值應該予以肯定，但經濟學對二十世紀出現的新的經濟學現象尚未做出科學解釋，對人類社會面臨的經濟難題沒有提出有價值的建議。對已建立的經濟學理論，一些經濟學家以為已經圓滿周延，不愿意再繼續深究。比如，新古典的市場理論似乎已經窮盡了市場經濟的基本問題，其實這種市場理論并不是現實的市場理論，真實的市場是動態的，變動不居的。在國內，似乎在市場存在的同時實行強政府、強國企，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經濟發展的制度問題。其實，近年來經濟發展出現了頹勢，說明這種制度架構內經濟發展的空間是有限的，需要有新的理論指導改革的繼續深化。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需要經濟學家放下身段，承認對中國經濟還所知甚少，這是經濟學研究深化和發展的前提條件。

04 經濟學家面臨重新啟蒙的任務

亞當?斯密是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與歐洲大陸的啟蒙運動不同，蘇格蘭的啟蒙思想家重點研究了他們身邊發生的商業社會興起的原因和運行邏輯，認為商業的興起和繁榮是人類進步的一個階梯，而要維持商業繁榮，一個自由社會是必不可少的。這就提供了市場經濟發展的倫理基礎，同時指出了市場經濟發展要以自由競爭制度為前提條件。可以說，沒有蘇格蘭啟蒙運動，就不會有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不會有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誕生，而亞當?斯密創立的古典經濟學，則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輝煌成果，使這一運動達到了光輝頂點。

既然經濟學的誕生是與啟蒙運動相聯系的，要擺脫經濟學的貧困，也許經濟學界需要重新啟蒙。按照康德的定義，啟蒙運動就是要使人們脫離一味聽從他人的指引，不敢運用、不會運用個人理智思考問題的蒙昧狀態。這正是經濟學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蘇格蘭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等著作中為現代自由貿易和資本主義等提供了理論基礎，被譽為經濟學之父

擺脫蒙昧狀態的第一個方面，是要敢于獨立思考和自由研究。學術研究是最個性化的活動，應該享有充分的思想自由，才有可能產生新的思想。十九世紀法國、德國、英國都產生了偉大的科學成就。法國是因為法蘭西科學院的體制，德國是因為先進的大學制度，而英格蘭則是在沒有統一的科學組織、科學家之間互不通氣的情況下，卡文迪什、法拉第、焦耳、麥克斯韋等做出了偉大發現。國內不少從事經濟研究的人員自覺地讓渡了獨立思考和自由研究。比如每年千千萬萬的經濟學研究人員競爭各級權威部門欽定的少數重點課題，等于交出了研究課題的選擇權。提出問題是解決問題的一半。多數人不去思考，只剩下少數人思考，這就大大降低了新的經濟思想產生的可能性。放棄了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的權利，最終將會喪失提出問題的能力，創造就變成了不可能的事情，經濟學發展必然出現停滯。一些人不去獨立思考、自由研究，正如康德所說的是因為懶惰，不愿意獨立思考，主動地把自己的大腦變成了他人思想的跑馬場；一些人是因為跟著別人的指揮棒從事研究可以獲得實際好處。據說艾森豪威爾曾經說過，什么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就是必須有一份不以此為生的職業。對此，也可以理解為，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就不能為了物質利益而放棄獨立思考，必須著書不為稻粱謀，才能真正在學術上有所創造、創新。

卡爾·門格爾（德語：Carl Menger）批判了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成本價值理論，是現代邊際效用理論的創始人之一

經濟學界重新啟蒙的第二個方面，就是要以批判態度對待已有的經濟學理論。批判是哲學的本質，批判性思維是哲學的基本姿態和方法。依我看，這不僅是哲學的基本氣質，也是其他所有社會科學的基本氣質。笛卡兒認為哲學必須有一個牢固的基礎，那就是先要普遍懷疑，懷疑自己的感覺，懷疑外部事物的存在，唯一不懷疑的就是我在懷疑，我在思考。胡塞爾強調無前提性，主張哲思首先要懸置一切先入之見。批判性思維就是一種歸零思維，而歸零思維和批判精神是西方哲學文化得以不斷發展和創新的動力源泉。經濟學應該虛心向哲學學習，敢于懸置一切先入之見，敢于懷疑和挑戰現有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學說。

首先，要敢于懷疑和批判占主流地位的理論和學說。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里，不必因為多數人追捧一種學說就不敢懷疑它，并懷疑自己的正確理論。還需要指出的是，一種學說占據了主流地位，有時是因為一種學說誕生和流行的國家，占據了經濟優勢，因而也有了學術話語權。比如新古典經濟學就是隨著美國取代了英國的世界霸權地位而成為主流經濟學的。

其次，要敢于懷疑和批判時髦的經濟學說和理論，堅持正確的學說和理論。哈耶克說過，人們對重要經濟學原則的認識經常出現反復，這是經濟學的一大不幸。記得年輕時學哲學記下了一個觀點，新出現的事物未必就是新生事物，它有可能是歷史進程的反動。我們原來堅信的一些經濟學原理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常常不是因為這些原理過時了、落后了，而是時代退步了。近年來在國內經濟學界流行的一些新理論和許多新詞，只不過是因為多數人的人云亦云而成為時髦，只要具備基本的經濟學修養，就可以看出這些理論遠不如過去已經進行的理論探討更加深入，更符合中國實際經濟情況和經濟發展的需要。

注：本文發表于《讀書》2022年第4期新刊。文中圖片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