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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今年6月以來，中美兩國之間互動釋放積極信號，高層交往明顯增加，部門間對話機制正在重建和恢復，中美關系呈現出止跌趨穩的積極態勢。中美智庫“二軌外交”等國際交流增加也為進一步穩定和重塑中美關系奠定良好的氛圍。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APEC第三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迎來中美關系重塑的關鍵時刻。通過跟蹤分析10月以來美國知名智庫機構以及主流媒體對APEC峰會、中美關系等主題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美國主流智庫普遍認為中美關系修復迎來關鍵“窗口期”，美戰略界對華認知和行動策略有很多新的正面調整和預期，其中不乏支持期待兩國元首會晤達成成果的積極聲音，不乏反思批判當前美國經濟外交政策的理性聲音。對此，中美應加強戰略溝通，追求探索更多新興領域的務實合作，如在氣候變化、人工智能風險、太空治理等前沿領域開展“二軌對話”，共同管控危機，造福世界，加快推動中美關系重塑信任重建。

一、美國智庫中不乏支持期待兩國元首會晤達成成果的積極聲音

（一）期待兩國元首借此峰會重塑關系、重建信任。時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臺灣及蒙古事務主任、現任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的何瑞恩發表評論文章《中美兩國領導人會晤是否可能取得進展》，預測了中美兩國領導人會晤將討論的問題和達成的目標。文章指出，絕大多數美國人希望美對華的態度是堅定、明智和外交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73%的美國人支持對華進行高層外交會談。文章有力地反擊了批評者的觀點，強調美穩定對華關系符合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同樣中國穩定對美關系也大有裨益。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董事長史蒂芬·S·羅奇在《報業辛迪加》發表評論文章《更好的中美元首會晤？》，也指出中美關系需要新的接觸架構，APEC峰會是很好的機會，但不足以解決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根深蒂固的沖突，建議從元首外交轉變為制度化的接觸模式。作者還指出中美新成立四個工作組還遠遠不夠，建議建立美中秘書處。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溫迪·卡特勒認為，中美關系迎來“窗口期”，雙方可考慮為領導人會晤營造一些緩和態勢。

（二）建議兩國元首會晤首先應追求實現可交付的成果。史蒂芬認為，中美重建建設性對話的共同點至關重要，重點不應放在口號上，而應更多地放在明確且可實現的目標上，包括重新開放已關閉的領事館、放寬簽證要求、增加直飛航班，以及重啟富布賴特計劃等學生交流項目，以此來改善民間關系，減少政治敵意。而最緊迫的任務是恢復中美之間正常的軍事交流，避免局勢升級。何瑞恩指出，中國政府希望通過會晤重新調整中美關系并要求美國重申對臺立場，美國政府則希望與中國加強對芬太尼管制打擊的合作，建立人工智能治理和安全交換意見的渠道，共同限制俄烏戰爭和巴以沖突的升級擴大，并為未來一年的中美雙邊關系設定方向。

（三）呼吁中美就人工智能風險管控開展對話。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和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創始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共同在《外交事務》發表題為《人工智能軍備控制之路——美國和中國必須共同努力避免災難》的署名文章，呼吁美中必須共同努力加強人工智能軍備控制以避免災難。文章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戰在幾十年的冷戰中懸而未決，美國在核不擴散中發揮了歷史性的領導作用，但當今，人工智能不受限制的發展將給美國和世界帶來災難性后果的前景。為此，呼吁中美兩個人工智能超級大國應抓住APEC峰會的機會舉行相關會議，就人工智能軍備控制進行長時間的、直接的、面對面的討論，以制定指導方針，防止人工智能進步和應用中的風險。

（四）美媒稱中東局勢是美方現在最迫切與中方討論的話題。“中東戰爭幽靈迫在眉睫”，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稱，美中最高外交官會談最緊迫的焦點是巴以戰爭以及防止地區沖突。美國廣播公司（ABC）認為，盡管中美雙邊關系中有很多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但中東沖突預計在議程上占據重要地位。“中東和歐洲正在發生兩場可能改變世界的沖突，美國希望與中國至少找到一些共同點。”美聯社稱。《華爾街日報》評論文章分析了“中國在中東幫助美國”的可能性，認為面對中東緊張局勢，拜登政府外交政策或面臨轉變，即“其早期目標是擱置俄羅斯、安撫伊朗，以集中應對崛起的中國；而新政策可能恰恰相反：擱置中國，以更有效地關注俄羅斯和伊朗。”文章分析認為“將拜登從中東困境中拯救出來，可能并不是中國的首要任務。”“我們只能確定一件事：拜登團隊看起來越饑渴，中國‘幫助’的代價就越大。”

二、美國智庫中涌現出更多反思批判美經濟外交政策的理性聲音

（一）呼吁支持、接納、歡迎中國在當前國際秩序中發揮更大作用。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何瑞恩在《外交事務》發表署名文章《美國想從中國得到什么》，批判美政府封鎖、排擠、打壓中國的外交政策，提出應該繼續促進中國融入到其主導的國際體系中。文章指出，孤立中國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當前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的政策是錯誤的。華盛頓應該致力于保持一個支持美國安全和繁榮的正常運行的國際系統，包括而非孤立中國，其目標是使中國參與到一個規范國際行為的全球系統中運作，不追求挑戰現有的規則和準則。文章建議，華盛頓在人工智能管控、太空治理以及重新投資于多邊主義等方面對華加強合作。

（二）建議美政府改變冷戰思維實現轉型以適應競爭依存的格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亨利·法雷爾和喬治城大學教授亞伯拉罕·紐曼在《外交事務》聯合發表署名文章《新經濟安全國家》，提出在過去十年，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發生了沖突，而美國政府政策思路既受制于冷戰時期也受制于全球化時代，全球化的同時美國的經濟政策卻在萎縮，這使得冷戰思路更可能占據新的經濟安全議程。文章批判冷戰思維下，美國政府濫用制裁缺乏戰略思考導致長期擔憂。文章建議，為解決經濟安全問題并避免威脅全球經濟，美國必須考慮實施政府轉型，制定全面經濟安全戰略，成立一個經濟安全委員會，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之間進行調解，以適應當前高度相互依存、大國競爭激烈的世界。

（三）觀察中國的視角已從關注“疫情”等負面話題逐漸回歸常態化。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肯特·凱爾德提出建立“中美日多方交流機制”，以推動東亞區域對話。昆西研究所執行副總裁特里塔·帕西則表示，“單極的全球治理框架已過時”。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呼吁美方續簽8月27日到期的《中美科技合作協定》，其是中美建交后兩國簽署的首批政府間協定之一，已延續40多年，對促進兩國人文交流十分重要。此外，一些跟企業界和經濟界關聯比較密切的智庫，如美國企業研究所、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和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等非常關注中國經濟發展情況、人口問題和與青年人有關的話題，并試圖通過研究對中國經濟未來發展動力進行預測性討論。